冰河下的血痂

□ 沈真

2025年2月末，我因工作需要到哈尔滨出差。

北方的冬天还未退去，零下十几度的寒气像针尖刺进骨缝，街头巷尾的积雪尚未融尽，踩上去咯吱作响，有些路段结了厚厚的冰，走路得小心翼翼。哈尔滨工业大学旁边的小河早已封冻，冰面苍白如纸，隐约能看见底下暗流的影子，像这座城市藏在心底的叹息。我裹紧衣物，走在大街上，风吹过脸颊，像一把钝刀，割得我脸颊生疼。我决定去一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，那地方离我的住处不远，却像一道沉重的门，推开后满目疮痍。

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外形像一只坠落的黑匣子。我站在入口，低头看了眼脚下的冰碴，心里一阵莫名的冷。走进展厅，温度比室外还要低，玻璃展柜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霜花，模糊了展品的轮廓，却让墙上那些泛黄的档案刺痛了我的眼。那是一份1945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林口162支部的《身上申告书》，“捕鼠作业”四个字被红笔圈得血红。旁边的小屏幕循环播放着纪录片——显微镜下的跳蚤如黑潮翻涌，啃噬着一只黄鼠干瘪的尸体。那是石井四郎的“得意之作”——用保菌动物豢养鼠疫跳蚤，再把它们装进土陶炸弹，投向无辜的村庄。

我走到冻伤实验室的复原场景前停下脚步。铁架上的镣铐锈迹斑驳，上面还挂着冰晶，解说牌上写着：“零下40℃裸露实验，肢体敲击声如瓷器碎裂。”我闭上眼，仿佛听见了那脆响，像瓷碗摔在地上，碎得触目惊心。那座雕塑又浮现在脑海——一只手臂从混凝土里挣扎着伸出，指尖断裂，像被活生生撕开的血肉。我的心猛地一缩，震惊和愤怒堵在胸口，像冰冷的雪水灌进喉咙。

穿过地下连廊，鞋底沾着未化的雪水，让人不适。室外更像一片坟场，毒气储藏室的水泥墙沉默地立着，锅炉房被积雪覆盖。寒风里，导游的声音微微发颤：“他们把活人叫‘丸太’，意思是圆木……”我抬头望向远处，恍惚间仿佛看见1940年的影子——日本人穿着白大褂，拿着试管和针筒，把人绑在实验台上，冷酷地记录下每一秒的反应。金子顺一在《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》里写道：“5克鼠疫跳蚤可致607人死亡。”而农安城的哭声，却被他们换算成了“Rpr=76.9”，冷得像这冰天雪地。

日本人犯下的罪行触目惊心。他们用活人测试鼠疫、霍乱和炭疽，把细菌洒进井水，让整个村庄变成疫区；他们把人绑在雪地里，看冻伤如何吞噬血肉，只为研究“最佳杀伤效果”；他们把孕妇剖开，观察胎儿在毒气中的反应，连孩子的哭声都被记录成数据……这些不是传说，是档案里一笔一画写下的铁证。我站在展厅里，双手攥紧，指甲嵌进掌心，恨不得把这些纸撕碎，可又怕弄脏了那上面无声的血泪。

寒风飘进我的脖颈，冰得我打了个寒战。1945年，美国德特里克堡的官员也曾踏着这样的风雪走进这片废墟，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实验数据换来了日本战犯的豁免权，这些实验数据后来变成了朝鲜战场上的生化武器。展馆出口处有块“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”，我站在碑前，寒风吹得我脸颊发麻，心里却烧着一团火。这火烧不化冰雪，却烧得我眼睛发酸。

暮色渐深，我离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，独自走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旁的小河边。白天在展馆里看到的“石井式细菌培养箱”还印在脑海——金属薄板上，菌株在培养基里分裂，像一团黑雾。而此刻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里，学生们也在培育菌种、研究新材料。不过，那些菌种是为了人类进步，那些材料为了国防建设，为了让这片土地不再颤抖。我站在河边，风吹得大衣下摆翻飞，心里却生出一丝暖意。

小河中央有个冰窟窿，黑沉沉的水翻涌着，像不甘凝固的生命。1940年，农安城的井水被投进鼠疫菌时，是否也有这样的漩涡？那些没有被“伯力审判”记录的亡魂，是不是也像这冰层下的暗流，在挣扎中等待春天？我蹲下来，盯着那水面，眼眶不知不觉湿了。80多年过去了，这片土地上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。如今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无人机在结冰的试验场上起飞，操场上的红旗迎风招展、猎猎作响，这伤疤正在慢慢结痂，化为铠甲。

那座“黑匣子”建筑忽然有了新的含义，它不只是罪行的记录，更是给后人的警钟。细菌可以毁灭，也可以创造；冰雪可以冻结血肉，也可以淬炼意志。中国人从屈辱中挣扎着走出来，是为了站直脊梁，让子孙不再重蹈覆辙。我摸了摸口袋，掏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发的那朵小白花，轻轻放在河边。花瓣触到雪地时，一滴水珠从花茎渗出，在寒风中冻成冰珠，像一滴凝固的眼泪。

我想到那些在实验台上痛苦死去的同胞，想到被鼠疫吞噬的村庄，想到美国人为拿走实验数据而不追究日本战犯责任时的冷漠，心像被针扎了一般，眼泪终于落下来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血痂，揭开它很痛，可不揭开就永远不会愈合。我们必须记住它，更要让每个孩子都知道“国弱如草芥，国强才如山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