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三段记者经历

□ 魏益君

11月了，看到日历上“中国记者节”几个小字，心弦像是被谁轻轻拨动了一下，余音袅袅，牵出好些旧日光影来。我这一生，算不得正经的记者，却偏偏与这行当有过三段深浅不一的缘分。

在部队里，我曾从事新闻报道工作。那时，我年轻，一身绿军装，总觉得笔杆子和枪杆子一样，是可以冲锋陷阵的。我的“战场”在基层连队，采访对象是那些黝黑脸庞、满手老茧的兵。

记得有个傍晚，我在炊事班帮厨，看见一个年轻兵正对着灶火发愣，火光一跳一跳的，映着他汗涔涔的侧脸。我问他想家不，他摇摇头，用袖子抹了把额角的汗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班长，咱这锅里煮的，就是咱连队的‘年味儿’。”

就是这一句再朴实不过的话，让我心里一热。我那晚趴在宿舍里，就着昏黄的灯光，写下他的故事。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只把他怎么劈柴、怎么烧火，又怎么在蒸汽缭绕里想念自己的亲娘，一五一十地记下来。稿子登在军报不起眼的角落，可当我拿着那份飘着墨香的报纸，跑到炊事班给他看时，他搓着手、咧开嘴，露出两排白牙，笑得像个孩子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我的笔或许不能记录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能照见一颗颗小小的心，让那些沉默的付出有一点回响。这声音不大，却结实地落在心上，沉甸甸的。

后来，我退役了，机缘巧合下进了地方的广播电台。从寂静的军营，陡然进入这“声音的江湖”，一切都是新奇的。我的工具不再是笔，而是一支录音笔和塞进耳朵的耳机。世界在我听来，忽然变得无比精细。我录过清晨菜市场里清脆的吆喝，录过深夜纺织车间里绵密的机杼声，也录过被采访者说到动情处，那一声轻微的、压抑的哽咽……

印象最深的是采访一位老护林员，在山里跟了他一整天。录音笔里，装满了他沉重的脚步声，装满了他用长满厚茧的手抚摸树皮的“沙沙”声，装满了他对着空谷呼喊、带着泥土味的山歌。最后，坐在他的小木屋里，四周只有山风的呜咽，我问他：“一个人，守着这满山的寂静，图个啥？”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录音笔出了故障。然后，我听见他缓缓地、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听得久了，这满山的树响，就是它们跟我说话哩！”

那一刻，透过耳机，我仿佛听见了那片林子的心跳。节目播出时，我将他的沉默，他那朴拙如山石的话语，他守护的那一片浩瀚的林涛声，原原本本地交给了听众。我发觉，真实的、未加雕饰的声音，本身就有万钧之力，它比任何形容词都更直接，更能钻进人的心里去。

再后来，我调到了报社，做起了编辑，也兼着记者的活儿。与广播的“听”不同，报纸是“看”的，是白纸黑字的郑重。我的战场移到了堆满稿件的办公桌，一支红笔、一杯浓茶便是我的“武器”。我细细读着各路记者采写回来的稿子，像一个老成的匠人审视着手中的玉料，斟酌着哪里该琢、哪里该磨。有时，为了一个标题，反复推敲；有时，为了一段引语，与记者在电话里争得面红耳赤……

我仍会出去采访。有一次，为了一篇关于老城拆迁的稿子，我在那条即将消失的巷子里徘徊了整整三天。我记下老街坊的叹息，记下孩童在断壁残垣间最后的嬉戏，也记下夕阳在斑驳墙头上那缕留恋的光。写稿时，我落笔异常地慢、异常地沉，因为我知道，我写下的不只是新闻，还是一段即将被封存的、活生生的历史。当那带着油墨香的报纸送到手上，看着那凝固成铅字的悲欢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重量。这重量是责任、是时间，也是许多人的命运，经由我的笔，获得了某种庄严的定格。

如今，我早已离开了记者这个行当，过着毫不相干的生活。可这三段记者的经历却像年轮一样，一圈一圈，长在了我的生命里。它们教会我，所谓“记录”，有时是用笔尖去触摸人心的温度，有时是用耳朵去倾听世界的呼吸，有时是用一颗虔敬的心，为流逝的时光，立此存照。

窗外的天气依旧，我摩挲着手中这支早已不用于采访的笔，心里却一片温润。这三段记者的经历，不曾给我带来什么显赫的名声，却给了我不一样的眼光，给了我一颗更容易被感动的、柔软的心。这，大约就是岁月赐予我，最好的礼物了。